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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劳秀斯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理论，通过霍布斯、普芬多夫和洛克的理论发展，又进一步影响到18世纪的欧洲思想启蒙运动以及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

[21]这既意味着隐私涉及的事项极为广泛，也表明隐私权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对抗国家权力的公权利。[42]习近平：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与生活方式（2017年5月26日），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96页。

相反，法律上规定私有财产权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这种外在制度为人们更好地使用财产提供助力。在可用联合体制代替工资体制的地位，人们所拥有的对于企业的共同所有权和共同管理权、劳动者的权利。[60]皮特尔斯，见前注[56]，第29页。委员会认为：选择配偶和自由缔婚权利对妇女一生以及对其作为个人的尊严和平等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婚姻是社会生活的第一种形式，同时也是人类繁衍的播种床。

人们有缔结婚姻和组建家庭的权利，以使个人能够享受家庭的温馨，并通过生育、抚养子女来延续自己的人格。[26]对上述权利加以分析不难发现，马里旦所言的劳动权利既突出强调在劳动问题上的个人自主性，如自由择业权，也强调社会制度的安排和法律保障，如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安全权利的配置。阿什利勋爵十分欣赏洛克的才学，1667年春邀请洛克作为私人医生和秘书住进他在伦敦的府邸。

[3]当代意大利自然法哲学家登特列夫（A. P. d Entrèves）指出：格劳秀斯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近代自然法理论的奠基者。[205]按照契约而成立的政治权力是受制约的权力，必须保护这些实体的人权。然而，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被认为是将格劳秀斯不确定的契约论与让·博丹（Jean Bodin）的分析型绝对主义结合起来的理论。[200]霍布斯主张，除了生命自保权之外，要求人们通过契约建立国家后放弃他们全部的自然权利，并服从一个专制统治者。

中世纪教会法和思想史学家布赖恩·蒂尔尼指出：由于某种原因——因为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后来的政治思想家经常把这位荷兰学者（指格劳秀斯）视为他们学科的创始人。其余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的臣民。

[168]2.格劳秀斯对普芬多夫的影响德国哲学家和法学家普芬多夫虽然给当代人留下的印象只是近代国际法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实际上，在近代自然法理论史上，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极其重要的人物。[115]格劳秀斯在论述私有财产权起源时提到原始状态的概念。他认为，相对于其他动物，人的优势不仅在于对社会生活有强烈的倾向，而且还具有辨别力。[71]所以劳特派特认为，格劳秀斯采取了使自然法世俗化并使它从纯粹神学学说里解放出来的决定性步骤[72]。

第一是竞争（competition），第二是猜疑（diffidence），第三是夸耀（glory）。在这一法则中，自然法将继续是一种永恒的动力，是生命力和进步的富饶渊源。[27]阿奎那认为：良知是……智性之法律，因为它是含有自然法律之命令的习性，这些命令即是人性行为之第一原理。[208]洛克是最早将保障个人自由与限制国家权力的法治原则结合在一起阐述的思想家。

这种协议的形式就是个人之间的契约（Compact）。[2]格劳秀斯将自然法学带入了一个新的方向。

[117]因此，在原始社会中就已存在私人财产。《政府论》下篇仅有一百多页，但作为自然权利和立宪民主的奠基之作对现代人类政治文明史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

格劳秀斯早期的自然权利理论主要是指国家和公司的自然的自由而非个人权利。然而，洛克的自然权利理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格劳秀斯、霍布斯和普芬多夫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63]自然法哲学家登特列夫指出：格劳秀斯的自然法理论并非在内容上而是在其方法上与经院哲学分道扬镳。[172]普芬多夫也论述了通过社会契约建立国家的理论立良法是一种应然状态，任何制定良好的法律还必须通过有效的法律机制付诸实施，转化为一种实然的法治秩序和治理效能即善治状态，实现良法和善治的有机结合。这无疑是一种全新的系统辩证方法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丰富发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深刻阐述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始终将人民作为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在法治轨道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习近平法治思想立足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自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深入考察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内在规律，鲜明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必须牢牢把握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值追求。

第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和社会历史的主体。

法治建设深入推进，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法治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了强有力保障。在政治建设领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用制度体系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各项事务。

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法治达到良法善治的理想状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立足全局和战略高度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国家治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法治建设。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理所当然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主体和深厚力量源泉。

西方法学往往从抽象人性出发，将某些所谓普世价值作为良法的标准。统筹制度改革和制度运行。

《理论视野》2023年第3期 进入专题： 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以在共同推进上着力，在一体建设上用劲 ，科学擘画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布局，揭示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核心意义，阐明了这一工作布局内部各方面的关系，为我们从全局上、整体上把握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有效方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并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认识和践行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结合我国法治建设具体实际、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提出了一系列法治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法治，就是用法律来规范各个社会主体的行为。

在经济建设领域，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必须加快法治经济建设，用法治来规范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依法调节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益关系，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产权和合法权益。再次，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习近平深刻指出：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主要看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是否得到人民拥护。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思想旗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法治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蕴含着深邃的马克思主义法治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党领导人民认识和改造法治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性飞跃。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提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强调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意。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相辅相成，法治国家是法治建设的目标，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点，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例如：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统筹依法治国各领域工作，确保党的主张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明确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努力构建稳定的国际法治秩序，统筹协调国内国际两个法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提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可见，这一论断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既以目标为着眼点，强化统筹谋划、顶层设计，又以关键领域为着力点，以重点问题突破引领带动全局工作发展，是深入总结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独特性和规律性得出的科学结论，是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回答中国之问的精辟论断，使我们进一步明确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前进方向。